周日下午，伊蒂哈德球场外的瓶装水销量飙升。这并非因为曼城球迷特别在意观赛时补水——他们关注的是瓶身上印着的北伦敦球队徽标。

那是阿森纳的瓶子。也是“阿森纳式崩盘”的象征。

这一梗的潜力显而易见：本月早些时候，在阿森纳负于伯恩茅斯仅24小时后，曼城便以3比0大胜切尔西;天空体育的镜头特意捕捉到一名曼城球迷啜饮着印有阿森纳标志的矿泉水，假装庆祝。对手球迷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此画面，嘲讽枪手拥趸——这种讽刺尤为刺痛，毕竟阿森纳已连续三个赛季屈居英超亚军。

不只是曼城球迷(考虑到他们在积分榜上的位置，这种关注完全可以理解)被阿森纳似乎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现象所吸引。整个足球世界似乎也都无法移开目光，对阿森纳赛果的关注程度，几乎不亚于对自己支持球队的比赛。

类似的情景也在首都另一端上演：托特纳姆热刺正经历噩梦般的赛季，甚至可能自1977年以来首次降级。

当一家如此地位的俱乐部滑向不可想象的深渊，谁又能真正别过脸去?

从对手的不幸中获得快感，本非新鲜事，尤其在足球世界。这种情绪常与一种普世人性——“幸灾乐祸”——紧密相连，该词源自德语中的“损害”与“喜悦”。

“它曾被描述为所有情绪中最‘不道德’的一种，”伦敦国王学院神经精神病学研究员马特·巴特勒博士表示。他曾在一篇关于足球行为神经科学的论文中探讨此现象。“但作为球迷，这种感觉又确实‘美味’。”

他解释说，对球迷的研究表明，当看到自己球队获胜时大脑活跃的区域，在目睹对手失利时同样会被激活。“这些是大脑的愉悦中枢，因此这种体验本质上具有奖赏性，有时甚至是喜悦的，”巴特勒说，“有证据显示，当球迷自己的球队刚输球或正处于低谷时，这种情绪会更强烈。因此，它可被视为一种缓解失败带来的悲伤或失望的情绪机制。”

目睹对手失利所带来的快感，有时甚至足以盖过自己球队获胜的喜悦。

1995年5月，许多利物浦球迷曾陷入两难：若本队战胜争冠的布莱克本流浪者，可能会间接将联赛冠军拱手让给死敌曼联。最终，利物浦虽取胜，但曼联在客场战平西汉姆联，布莱克本仍登顶。安菲尔德球场内，当曼联失分的消息传来，球迷的欢呼声之响亮，丝毫不逊于庆祝本队两粒进球之时。

去年，时任热刺主帅安杰·波斯特科格鲁曾愤怒地回应一种说法：部分——甚至多数——热刺球迷宁愿球队输给曼城，只为阻止阿森纳夺冠。

“我无法理解，也永远不会理解，”波斯特科格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理解竞争——过去几年我在凯尔特人与流浪者之间经历过世界上最激烈的德比之一——但我从未、也绝不会理解，有人竟希望自己的球队输球。”

然而，这种情绪真实存在。2017年，哈佛大学一组社会心理学家曾询问纽约扬基队与波士顿红袜队的球迷：他们愿意花多少钱换取自己球队胜利，或对手球队失利?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球迷更愿意为对手的失败买单。

巴特勒指出，这种心理可由多种因素驱动，包括嫉妒、道德价值观，以及因共同目睹对手倒霉而产生的群体联结感。

“人类是合作的物种，但我们也天生会对对手的成功感到嫉妒。看到他们倒霉，能缓解这种情绪。”

若人们认为对手“罪有应得”，这种快感还会加剧。“仅仅看到一个‘坏人’失败，本身就令人愉悦，”巴特勒解释道。

另有研究表明，幸灾乐祸还能凝聚群体，尤其当自己的球队表现不佳时。“足球迷身份的核心在于集体认同，”巴特勒说，“因此幸灾乐祸具有一种集体社会维度——它能在遭遇挫败后强化群体凝聚力，而这种社会联结对球迷至关重要。”

拉夫堡大学体育社会学高级讲师马克·多伊奇博士指出，不平等与地位同样关键。“我们通过感知中的平等关系或权力失衡来定义自我，”他解释道，“足球正是等级与敌对关系的完美例证：联赛积分榜本身即是一种层级结构，叠加历史与地理上的宿怨。”

贬低对手是确立自身地位的一种方式，多伊奇补充道。这既可通过球迷暴力等实际行为体现，也可通过象征性暴力实现，例如撕掉印有对手标志的贴纸、高唱嘲讽歌曲，或对其衰落报以嘲笑。

就当前其他球队球迷对北伦敦红白两军(指阿森纳与热刺)困境的“围观”现象，多伊奇部分归因于地位问题。

“阿森纳和热刺都自视为‘英超六大豪门’成员，这也是它们当初想组建欧洲超级联赛的原因，”他说，“它们拥有大型球场和雄厚财力，自然被置于英国绝大多数足球俱乐部之外。”

“此外，两队均位于北伦敦——被视为伦敦乃至全英较富裕的区域。再叠加部分媒体与政界人士明显的‘反伦敦’偏见，便催生了针对伦敦俱乐部、尤其是富裕俱乐部的敌意。”

周日终场哨响时，曼城球迷展开一幅横幅，上书“伦敦街头陷入恐慌”——化用曼彻斯特乐队The Smiths的同名歌曲——或许正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尽管托特纳姆是伦敦较贫困的地区之一，但多伊奇指出，该俱乐部的财富——最近财报显示其营收达创纪录的5.653亿英镑，尽管整体财务状况并不乐观——恰恰是公众对其反应的关键所在。

他认为，本赛季那些从热刺困境中获得快感的人，若换成曼联、曼城、切尔西、阿森纳或利物浦遭遇类似危机，也会作同样反应。“看到豪门被拉下神坛，是体育中一种伟大的平衡器。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俱乐部成功，但也希望看到那些扭曲足球金字塔结构的亿万富翁俱乐部降级。”

这种现象是否前所未有?

“我不确定，”莱斯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约翰·威廉姆斯表示。他毕生研究英国足球史及其文化社会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当年弗格森爵士在曼联如日中天，或鲍勃·佩斯利执掌利物浦时，对手球迷也在做类似的事。”

威廉姆斯指出，真正改变的是社交媒体、“球迷博客圈”以及对足球及其周边事务24/7的全天候报道。“直白地说，如今‘恨看’对手垮台(或听他们在播客里讨论此事)的方式，远比过去多得多。”

“对俱乐部的强烈支持如同自我的延伸——不愿他人以牺牲我们为代价取得成功，是一种典型反应，”威廉姆斯说，“如今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让人难以抗拒近距离目睹劲敌失败的诱惑。上世纪70年代热刺与切尔西降级时是否如此?部分是的，但那时并非人人都能参与其中。”

那么，这种从他人失败中获取快感的心理，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普遍人性?

巴特勒不愿“过于武断”，但他强调，足球“借用的是我们进化而来的心理与情感机制，并非凭空创造”。

然而在许多方面，这种情绪又是人为建构的。足球毕竟不等于现实生活，尽管有时感觉如此。巴特勒指出，其中存在“群体行为方式”的相似性：“人们会认同某种略显抽象的事物，比如一支足球队，甚至一个民族国家。”

“足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迷人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人类行为的某些可能性。例如，相比国家间的竞争，通过足球来观察这些现象争议要小得多。”